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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关注是福柯晚年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而书写则是关注自我的诸多自我技术—如自省、冥想、沉默、倾听、书写—中最直观的一种。通过书写，个体能够达到自我塑造、自我发展、自我改变和自我超越的目的，而日记和自传则是一种典型的自我书写方式。本文以18世纪瑞士德语区平民作家乌利齐·布拉克的日记及自传《这个托肯堡可怜人（穷人）的人生故事与自然冒险》（1789）为主要考察文本，结合福柯在诸如《自我书写》（1983）等晚期论作中对作为自我技术的书写的理论考察，探讨布拉克的自我书写形式和内容的演变过程，并剖析书写对出身社会底层的作者本人以及对启蒙文学和自我文化的意义。
作为文化技术，书写与收集在歌德的老年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中得到了多层面、多维度的体现：在情节层面上，《漫游时代》中的主人公们均有一种罕见的书写和收集欲；在文本建构层面上，小说采用归档原则，把不同来源、不同体裁的文本块茎收集组合在一起；在意义层面上，书写既涉及集体记忆，又关乎个体反思；它本应服务于双向交往，却又凸显身体不在场的无奈；书写积累知识，也记录谈话；与书写揭示秘密、又不断制造秘密相对应的，是小说在建构秩序的同时又打破秩序的归档式叙述原则。如此产生的所谓的“档案小说”是一种开放式的集体文本，线型叙述在此不复存在，叙述者乃至作者的权威也被书写境况所取代，而等待挖掘的则是存储于“档案”中的纵横交错的问题域。
策兰的诗一向以隐晦艰深而著称，其中幽微破碎的语词既留有身体的痕迹，也承载了个人与历史的沉重伤痛。诗人试图用书写容纳并抵抗沉默，读者可以从“诗闭，诗开”中窥见文字的裂缝与伤痕，也可以体会到飘荡在“灰黑色荒地上空”的艰难书写历程。从早期的“死是来自德国的大师”到晚期的“没有声音，只有死亡之光”，策兰笔下的死亡与回忆、情感、身体、物质等元素交织在一起，也与黑暗和沉默相连。本文拟探究策兰诗中的死亡书写，结合其不同时期的诗作，分析死亡的呈现方式及其内涵，以期更好地理解策兰独特的诗学表达。
霍夫曼斯塔尔的《一封信》历来被视作20世纪初语言危机的佐证和语言批判的经典。本研究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试图对既有研究进行拓展和更新。本文的核心观点为，《一封信》不仅表达了现代社会的语言危机与语言批评，它同时也以文学书写的方式践行了一种新的语言，进而实现新的感知模式与认知形态，并在最终提出了超越语言危机的诗学方案。这种新的语言表现为一种“事物符号”，它摆脱了传统符号理论的功能，不是模仿、再现、指涉语义抑或创造意义，而是既展演作为能指的自身又展演所指事物。
卡夫卡作为彼得·汉德克创作生涯中举足轻重的文学先驱之一，对汉德克中期乃至后期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卡夫卡式写作风格中，汉德克逐步经历了从模仿接受到批判否定的演变，并最终发展出独立于卡夫卡的文学概念。在对卡夫卡的重复性书写中，他形成属于自己的文学理念。汉德克在与卡夫卡之间所形成的家族档案式的关联中，完成了对卡夫卡的阅读，并在这种解构与重复书写的过程中与卡夫卡之间形成了一种“共同体”。
奥地利女作家英格博格·巴赫曼与瑞士作家马克斯·弗里施之间的通信在封存的档案中沉睡了数十年，即便是出于研究目的也难以接近。2022年，这些通信被结集成书出版，甫一面世就引发了轰动，尽管其出版的伦理合法性有时仍遭质疑。这近三百封信件纠正了一些神话。许多信件表明，男性施害者弗里施和女性受害者巴赫曼—这一尤其在巴赫曼的读者群体中广为流传的简单模型并不符合事实。这段关系从1958年延续至1962年，它的瓦解是双方主动参与的结果，然而分手只对巴赫曼一人造成了生存灾难。此外，她感到自己被弗里施滥用，成了后者小说《我的名字据称叫甘滕拜因》的素材来源。书中添加了大量的评注，将书信与两位作家在恋爱及分手后所创作的文学作品联系在一起，记录了巴赫曼与弗里施如何不断尝试以书写的方式走出他们失败爱情的阴影，而直至生命的终点，这种努力也没有成功。
作为人的基础行为，游戏不仅充盈了日常闲暇时间，对人的自我建构和文化建构也有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游戏话语的发展历程，对游戏的定位与人对自己的构想密切相关：游戏或是被置于真实、严肃、无聊等概念的对立面，或是被视为审美教育的手段、人的理想形态，或是被用以观察人际交往模式、人类文明进程，游戏概念的复杂性和多元性可见一斑。在高度数字化的当今社会，游戏一方面以或虚拟或实体的方式进一步拓宽了人的行为模式和存在方式，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更多关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和反思。
18世纪下半叶是德国社会的大变动时期，一场阅读革命席卷了社会各阶层。当时的阅读方式、阅读载体和阅读内容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进而对德国人的行为与交往模式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细读《亲和力》中不同形式的阅读活动与书写方式，结合德国阅读文化发展史，并借助麦克卢汉的感官延伸论和科朔克的18世纪媒介论，探讨了作品中阅读对几位主人公交往模式的影响。
已走过50余年的高收视率罪案剧《案发现场》有“德国社会现实小说”之誉，该剧涉华影片的华人角色呈现和影像建构在德国具有高度代表性和典型性。50余年间出现的华人角色可以归为短期赴德人员、长居德国的普通华人、在德华人中的违法犯罪群体、女性华人群体等4个组别聚类。群像分析和历时分析显示，华人影像整体呈现边缘化、非主流特征。华人角色鲜少有主动追求融入当地社会文化者，华人社区的突出特点为自我封闭性。影片重复使用关于华人的刻板印象与偏见。我国对德传播事业可对这些既定叙事框架和角色影像特征进行解构，有针对性地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策略建构华人角色，讲不一样的华人故事和中国故事。
随着新航路开辟，世界开始连成一片，随之而来的是全球知识与权力不平等关系的凸显。德语小说《浮士德书》（Faustbuch,1587）与《瓦格纳书》（Wagnerbuch,1593）反映了这些时代问题，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在当时兴盛的魔法话语中对此进行反映的。本文以近代早期的（元）知识批判为背景，以这两部明写魔法、暗写航海的小说为例，揭示“航海”与“魔法”的相似性与互喻性，并融合近代早期的知识批判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心理支配的实现机制以及理性化乐观叙事背后的自我合理化机制进行检视。
德国哲学家汉斯·布鲁门贝格的思想史书写兼具历史现象学和为个体生存辩护的维度。人类理论和文化的创造，在他看来无一不是人在充满威胁的现实中搭起的符号庇荫。令人意外的是，他对于恩斯特·荣格尔这位充满争议的作家有着浓厚的兴趣。荣格尔不论是叙事作品、日记还是杂文，都以冷漠、疏离、狂狷的方式见证历史，他对暴力、恐惧、灾难入木三分的刻画，也充满残酷的美学和诗意，游走在道德边缘。荣格尔之于布鲁门贝格，无疑构成了一个在虚无主义悬崖边起舞并塑造自我的极端案例，兼具示范性和危险性。本文将重点关注布鲁门贝格遗稿中关于荣格尔的内容，并结合布氏著作的基石，为破解和评价他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提供新的切入点。
<正>尊敬的《德语人文研究》编辑部的老师们，亲爱的炳钧主编，各位同学，各位同仁：记得有一位高校领导曾经说过，办好一份学术刊物的重要性不亚于办好一所大学，我不知道这两者之间有没有可比性，但不容置疑的是，一份学术杂志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对于学术交流、对于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的成长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德语人文研究》在十年前正式问世是我国德语语言文学学科的一大幸事，是从事德语文学、语言学、教学法、翻译学研究的学人们的一大幸事。前些天听炳钧老师说，我是《德语人文研究》第一期的第一位作者，这个消息让我兴奋激动了好多天，我视其为一个莫大的荣誉和鼓励，不过，来自这份“我们的杂志”所带来的触动和感动远远不止这些。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我深知这份杂志其实并不仅仅是像它呈现出的那样每年两册的印刷品，它是一个集教学、会议和杂志的立体工程。包括我在内的在座的各位，则都是这一立体工程的受益者，它的背后，是王炳钧主编和他的团队十六、七年如一日辛勤的付出，包括每个学期围绕着一个文化学主题的40—50篇理论文章的教学，以及至少每年一次的学术会议。
<正>尊敬的《德语人文研究》编辑部成员，尊敬的各位专家学者，各位同仁，各位学友：大家上午好！在《德语人文研究》创刊十周年庆典之际，我感到万分荣幸，能够作为读者兼作者，献上热烈的祝贺和真诚的谢意。借此仪式，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心声。众所周知，《德语人文研究》的前身是《德语学习》。2009年7月，我曾有幸参加《德语学习》创刊三十周年庆祝会，并协助整理会议纪要。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德语学习》的创刊主编祝彦教授的致辞，他回顾了办刊的艰难历程和读者的支持，感谢了后来的主编（张建琪老师和王炳钧老师）以及编辑，并且高度肯定了《德语学习（学术版）》这样一种新的尝试，认为它是我们的“人文阵地”，希望“通过它来传播、扩大人文精神”。2012年下半年，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德语学习》决定更名改版为《德语人文研究》，2013年6月，《德语人文研究》第一期问世，它的名称与祝彦先生的寄望和嘱托不谋而合，而它也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方人文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