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颓废文学发源自法国，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呈现出不同的思考模式和批评方法，对它的研究通常不可避免地置于欧洲语境内进行。当颓废文学在法国已经逐渐被象征主义取代，并退居于史学讨论的背景中，颓废才在1890年前后的德语文学中作为风格术语出现，明显显示出对其传播与接受的延迟。在19世纪末德语文学独特的精神病理学和心理学历史背景下，赫尔曼·巴尔和弗里德里希·尼采对颓废文学进行了推动、传播和丰富。针对德国颓废文学自身的特点，德语学界的研究将其视作颓废题材和主题的集合或是作为话语研究与叙事学研究的对象，把颓废与现代性紧密联系在一起。
“维也纳现代派”的领军人物赫尔曼·巴尔，旗帜鲜明地主张奥地利现代文学的特殊价值与独特个性，包括《克服自然主义》《不可挽救的自我》在内的多篇评论文章成为巴尔艺术理念的代表作品。关于巴尔思想观念的整体发展脉络，以及对“自我”的批判在其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则鲜有深入分析。本文提出，与“自我”相关的对颓废主义的论述，是巴尔思想发展的重要隐含线索，并蕴含了巴尔对现代派艺术的深层逻辑。因此细致阐释上述主题，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巴尔，理解“维也纳现代派”的艺术理念。
在艺术童话《布拉姆比拉公主》中，德国浪漫派作家E. T. A.霍夫曼完整地呈现了主人公吉里奥从自恋的悲剧演员到“幽默的”喜剧演员的成长历程。通过文本分析能够看到，程式化的表演方式是吉里奥演艺事业失败与生活窘迫的根本原因所在。在吉里奥走出困境、逐步认清自我的过程中，霍夫曼不仅融入了自己对于演员职业要求、戏剧创作与舞台实践等戏剧问题的思考，而且还对歌德的戏剧表演理论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在此基础之上，霍夫曼通过吉里奥与其恋人贾钦塔的圆满结局，在童话中进一步展示了自己的“幽默”戏剧理念，以及对歌德古典戏剧理念的否定与超越。
《眩晕·感觉》作为W. G.塞巴尔德首部出版的文学作品，标志着他在文学创作中对离散诗学的初步实践。该文本从叙事策略和内容层面都展现出塞巴尔德式的离散特征：通过旅行叙事诗意地描绘记忆之不可靠性、历史叙事之建构性以及虚构与真实的交织，以此将“故乡”与“离散”之间的张力转化为美学生产力。“离散”概念古已有之，但在跨学科研究与理论发展的推动下，离散之概念早已离散，致使其概念边界必然保持流动。“离散”概念所蕴含的历史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与《眩晕·感觉》形成了跨时空的共鸣。塞巴尔德的文学创作不仅展现了离散的美学，更为其赋予了20世纪末的时代话语和思考。
在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在世遗作》中，有一部由14篇微型小说所组成的文集《图像集》。它们从微小的生活画面出发，通过慢动作摄影般的细节放大，展现出不同的世相剪影。作者将对生命本质与社会形态的观察凝聚到了一众“去主体化”的一般喻象之上，并带领读者从一种透视视角对这些形象进行跟踪式的观察与协同感知，由此建构出一套多维的人类社会景观。在这套特殊的符号游戏中，穆齐尔破除了直叙性的书写方式，深入人与事物的本质图像，通过追踪式的动态感知，不断深入世界的深层逻辑形态。
罗伯特·穆齐尔以小说见长，作为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却鲜为人知，然而出色的戏剧和剧评同属于穆齐尔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穆齐尔对维也纳剧坛持负面评价，维也纳在他眼中并非名副其实的“戏剧之城”，这里上演的戏剧呈现出“如出一辙”的创作模式。为与之保持距离，穆齐尔主张对戏剧进行革新。“可能性意识”作为穆齐尔的重要诗学理念，对他的第一部戏剧作品《蜂迷之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结合穆齐尔的剧评，从人物设定、语言风格以及舞台布景三方面分析作家如何在剧本中实践这一创作理念。在可能性意识的引导下，穆齐尔实现了对戏剧进行革新的愿景，但这部剧内涵的巨大哲思使其难以与观众实现视域融合，这导致该剧在付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能走上舞台。
肖像基于相似性概念实现对原型的摹仿和再现，它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现对个体的纪念功能。肖像创作既包含了理性的透视法则，又凝结了充沛的个体情感，它具象化了对他人与自我的感性认知，是对人物性格和社会身份的象征性表达。肖像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艺术题材，在现代社会中，其表现形式的多元化倾向也引起现代肖像语义的增殖，肖像演变为文化符号的集合、权力规训的工具，它既是身份表达的载体，也是各种现代技术的实验体。肖像从面孔入手，发出对人类本质存在的持续追问，对肖像的思考折射出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复杂关系。
元宇宙作为数字技术集群创新的集成形态，是教育技术领域的前沿研究议题，驱动了教学模式在理念、方法和路径上的变革，在重构教学生态、智能媒体技术、虚实场域融合方面展现出突出优势。元宇宙的技术特征与线上线下混合式（OMO）课程建设的要求具有高度适配性。本研究以2023年第二批国家级一流本科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德汉翻译入门”为例，以重构教育生态系统为理念，以智能媒体技术集群为方法，以虚实场域融合建构为路径，构建“理念—方法—路径”三位一体的教学模式，为元宇宙教学的实践路径提供可迁移的解决方案和实证案例。
德国气候话语呈现较大的分裂性，在政党层面突出表现为绿党与德国选择党在该话题上的对立。本研究对绿党与选择党的气候叙事以及内在的论证结构和价值观结构进行了分析比较，发现两者的气候叙事具有极大差异性与对抗性。绿党运用了气候危机叙事、可持续发展叙事、安全叙事与公正叙事，多诉诸开放求变与自我超越的价值观，而选择党则运用了气候危机怀疑叙事、经济利益叙事、安全与自由叙事以及家乡与人民叙事，倾向于保守与自我强化的价值观。绿党与选择党对抗性的气候叙事或将加剧德国社会在气候保护问题上的分裂，从而阻碍德国气候保护措施的推进。
国际学术界自“图像转向”以来，“政治图像志”作为图像分析理论和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纪录片的图像叙事和图像话语分析中。本文从“政治图像志”的理论出发，以国产文化工程纪录片《盛世修典》为例，探究中国图像叙事的视觉传播策略，分析该片的图像分类与构建，阐述不同图像类型在中国式现代化叙事中的不同功能，探讨“讲好中国故事”的图像话语策略。
虚构文本中是否包含知识？若包含，文学中的知识形式与科学知识形式之间有着何种联系？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其答案尤其关乎文学和文学学在后工业知识社会中的相关性。本文以关注阿尔茨海默病和失智症现象的文学文本为例，展示了马克斯·弗里施、乌尔里克·德雷斯纳和阿尔诺·盖格尔等小说作家为理解和塑造个体遗忘和共同记忆丧失的过程做出的种种尝试。失智症这一话题在老龄化社会中备受关注，因此文学研究不仅需要帮助明确文学表达的可能性，还需明确美学、伦理学、逻辑学和科学间的界限。
奥地利作家克里斯托夫·兰斯迈耶以独特的艺术想象将18世纪中国的乾隆皇帝和当时英国最伟大的钟表匠考克斯交织在他所虚构的故事里。作家在小说中花费大量的笔墨对各式各样的钟表进行了详细描写，凸显了“物”的重要地位。本文聚焦兰斯迈耶围绕钟表展开的物书写，剖析其展现出的施事力。钟表在推动叙事发展的同时，颠覆了主客体的二元对立，提醒人们警惕技术物品的控制力量，避免陷入人为物役的境地。
通过对特拉克尔的自画像诗《梦中的塞巴斯蒂安》进行分析，本文围绕“梦”的主题，探讨了诗人对尼采哲学的反思。特拉克尔认可尼采对梦境中狄奥尼索斯元素的发现，但不同意尼采所肯定的狄奥尼索斯精神，因为他无法忽视欲望中“恶”的一面。尽管诗人接受尼采对抒情诗人创作过程的分析，但他对抒情诗人的使命提出了反思。在他看来，抒情诗不仅应揭示存在的真相，还应回到“人”的层面，提醒读者关注人伦道德。当尼采强调人的超越性时，特拉克尔则更关心人类存在中不可超越的善恶判断。这首诗中，诗人借用塞巴斯蒂安的传说，对传统伦理进行了挽歌式呼唤。
<正>“定而注视悟光之物，而不是光。”歌德，《潘多拉》德国的随笔已沦为一种不伦不类之物；于形式上，它缺乏鲜明的历史传承；随笔要求的意味深长，它顶多只能做到灵光一现，这一点早已为人所察并招致了批评。“直至今日，随笔在形式上仍未走完独立之路，而它的姊妹——诗歌——却早已成功地从科学、道德和艺术的原初混沌中脱颖而出。”[1]这一状况，以及一些由此而发的强词夺理——声称艺术是非理性的保留地，与体系科学的知识并驾齐驱，至于那些不符合这一对位法的观点，一概是无稽之谈——虽然令人不适，但诸种不适也无法改变国内普遍存在的偏见。
<正>正如布勒东在宣言中所阐述并由此定调的相关二手文献所展现的那样，关于超现实主义的普遍理论，通常与梦境、无意识，甚至与荣格的原型理论联系在一起，据说这些梦境、无意识和原型能够在拼贴艺术或自动书写中找到尚未被自我意识所干预的解放了的图像语言。按照这种说法，梦处理现实元素的方式和超现实主义的技法一样。然而，如果没有任何艺术被要求去理解自身，并且人们通常认为，艺术的自我理解与它的成功几乎不可相容——那么，人们也就不必听从那些被重复成陈词滥调的纲领性观念。
刘永强教授于2024年出版的专著《霍夫曼斯塔尔的跨艺术诗学研究》，聚焦了奥地利作家霍夫曼斯塔尔在1900年左右的语言危机语境下，如何借助图像、舞蹈等艺术形式突破文学创作的边界。该书全景式地审视了霍夫曼斯塔尔的语言思考与文学实践，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互动的理论框架，开辟了跨艺术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从语言与身体的关系、图像诗学的构建、舞蹈与文学的互鉴等角度出发，对该书进行梳理与评析。
<正>马琰老师是我在柏林访学期间的好友，我们曾相伴度过了博论写作的一段煎熬期，各自回国工作后，她在西安深居简出，我在北京按部就班，再也没有见面。我们不曾忘记对方，但也觉得与其郑重约会，不如留给奇妙的偶遇。直到去年初聊天时，她才透露自己身患重病，已到了必须停课住院的程度。很多朋友渐渐都得到了消息，开始结伴去西安看望她，回来后均流泪不止。我却一直心怀希望，甚至约她“身体好转后一同去海边度假，每天只是玩”，她听了似乎很高兴，还一同遐想了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