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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施蒂弗特中篇小说《大理石》中的教育主题，勘探小说中所展演的童年感知与语言秩序的互动关系。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主人公经由祖父的引导重新认识了自然与文化的空间，并且在历史回忆的维度中摆脱了天真失语的状态，进入了由语言秩序建立起来的法则世界。在语言秩序的影响下，其感知模式也发生着转变：与小说开头的图像感知不同，结尾处的感知已经成为一种理性的记忆档案。这种渐进式的教育过程既体现在小说松散的叙述结构中，同时也映照了文学作为教育媒介在现实主义时期的叙述策略和文化意义。
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被视为诗意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这一时期的文学刻意回避现实与理念的矛盾，转而聚焦于具体的事物，试图从具体的现实中重建形而上秩序。在1853年出版的小说集《彩石集》前言中，施蒂弗特正式提出“温柔法则”这一概念。该术语不仅凝结了他理想主义的世界观，也构成其以文学重建形而上秩序的诗学纲领。在此理念指引下，他发展出一种独特的微观诗学——通过细致描写自然中的细微现象与日常生活的平凡片段，揭示潜藏于现实深处的理想秩序与普遍法则，并以此来改造社会现实。本文旨在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深入剖析“温柔法则”的哲学和美学内涵，进而探讨施蒂弗特对自然、历史与艺术的独特见解。
从热奈特叙事理论的零聚焦视角来看，施蒂弗特《布丽吉塔》中自然与心理的关联构成了作品的核心叙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客观自然景观及物品细节替代直接心理描写。荒原是施蒂弗特零聚焦叙事下最具代表性的自然景观，它与文中出现的其他细小的物品共同构成了人物心理的物化承载系统。荒原意象随人物命运呈现阶段性演变，从蛮荒期到开垦期再到丰收期见证了人物的心理变化并形成了双向互动的关联。这种叙事手法既强化了荒原意象和细小物品与人物心理的关联，又以克制笔法尊重人物情感，契合比德迈耶时期的叙事风格与创作伦理，使自然景观成为人性隐喻，以克制的客观描写承载深刻情感，展现了作品的独特文学价值。
本文以卡夫卡生前完成的最后一篇作品《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为研究文本，从女歌手约瑟芬孱弱的形象以及她不似歌声的歌声出发，借助阿甘本基于哲学与宗教文本对潜能与剩余概念的思考，尝试理解其中只有否定自身才能保有的潜能，并在此视野下进一步讨论卡夫卡“小文学”与“非文学”的文学书写方式。
本文以瑞士作家戈特弗里德·凯勒（Gottfried Keller）的修养小说《绿衣亨利》为研究对象，探讨19世纪下半叶现代资本主义因素与个体修养的复杂关系，通过考察货币、价格、价值等具体经济关系的文学呈现，分析现代经济秩序的特征以及其对个体的塑造作用。这一研究旨在揭示凯勒如何在19世纪现代社会的转型期探讨和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对传统修养理念的深层作用机制。它有助于深化对凯勒作品的社会现实主义特征的理解，亦能够揭示现代性转型期个体精神危机的历史根源，为理解现代社会中经济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提供文学视角的独特洞察。
德国当代作家尤迪特·沙朗斯基的叙事集《逝物录》以百科全书的形式记录了历史中已经失落的12件事物，从而在存档的记录原则和已失落而不可追回的记录对象之间建立张力。本文通过分析书中的多部叙事作品体察沙朗斯基建立在矛盾之上的“建档诗学”。传统的以储存知识和分类学为原则的建档实践被证明必然失败，而时间对记忆的侵蚀恰恰使档案成为生灭循环的见证。通过在档案中引入时间维度，沙朗斯基建立起一座座在时间中不断崩塌又不断重建的文本废墟，并最终证明：档案的使命并非保存，而是通过虚构与书籍的物质性使“失去”可感。最终，档案成为世界的微缩模型，其瓦解与重生反映着世间万物的兴衰循环，让“失落”本身成为文明延续的载体。
作为美学理论的重要范畴，“丑”与“现代性”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在现代美学产生之前，“美”与“丑”之间是泾渭分明的对立。到了18世纪，“丑”与“美”开始失去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合理性，自19世纪以降，“丑”更是开始从一个个具体意象中被剥离出来，逐渐作为一个抽象且宏大的自足体系成为美学理论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尤其随着“效应美学”的出现，以“崇高”为典型代表的概念对“美”与“丑”之间的对立做出了调和，而这种调和大大丰富了美学理论可扩展的范畴，以至于丑被放到一个很大的范围里，并被赋予非常丰富的内容，成为可以触及美学范畴的概念，而“丑的美学”也逐渐成了“不美之物现象学”的评价工具。
作为欧洲思想史中的重要概念，“末日”（Apokalypse）具有跨学科的特性，这一特点使得其难以被明确定义，因而具有高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末日相关的术语比比皆是：启示录、反乌托邦、后末日、危机、风险等。本文对末日的由来和嬗变及其背后语境的变迁史进行了历时性考察，梳理其与文化批判、生态批评、生存主义等话题产生的碰撞与交融，探讨其如何从宗教以及文学领域延伸至社会学、政治学、文化研究等领域，进而发展成理论热点的过程。
德语修饰语的形态丰富，涉及性、数、格等多个维度的屈折变化，汉语作为孤立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差异可能导致中国学生在学习与运用德语修饰语时极易遇到困难。然而，当前中国的德语教材在这方面的讲解和练习欠缺，针对中国德语学习者群体展开的动态研究更是匮乏。本文基于大规模中国德语学习者语料库CDLK，依托中介语理论，从频率和多样性两个维度对中国德语专业大学生大一至大四议论文写作中修饰语的动态习得情况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从频率来看，修饰语的使用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高水平学习者与母语者仍有较大差距，其使用不足现象与副词和关系代词有关；多样性则一直向母语者趋近，但偏爱简单词汇和因果衔接词。研究同时证明了中介语具有系统性、渗透性和动态性特点。本文建议，教师应重视同义修饰语的类比，并引导学生探究各类逻辑连接方式，特别是关系代词在写作中的运用。
“田园”（Idylle）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被重塑的文化理念。其在德语文学史中的演变轨迹展现了一条清晰的嬗变路径：从古典诗学的摹仿对象，到演变为探讨市民阶级理性乌托邦的思想载体，再到成为安放个体内在情感与道德理想的庇护所，最后深化为一个反思现代性危机与个体生存困境的哲学空间。
弗洛伊德以人类学为出发点的宗教批评具有理性特征。其涉及宗教批评的论著主要有四部：《强迫行为与宗教仪式》《图腾与禁忌》《一个幻觉的未来》和《摩西与一神教》。他用精神分析法阐明宗教批评，用“个体发生”等于“种系发生史”的原则，用个人神经症的致病原因类比宗教的原始起源。其宗教批评基于启蒙传统和无神论。达尔文进化论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启发他在《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建构其宗教批评的主要轮廓。席勒彰显理性的随笔《摩西的使命》和托马斯·曼弘扬人道主义的四部曲小说《约瑟及其兄弟们》中的第三部《约瑟在埃及》都给予他灵感，促使他撰写其最后一部宗教批评论著《摩西与一神教》。本文分析其相关论著中的宗教批评，探析其宗教批评的理性特征及其丰富的思想来源。
在本篇访谈中，刘永强教授围绕文本阐释与理论运用、跨媒介/跨艺术研究、文化技术研究、数字人文研究等多个方面，深入剖析了文学研究在数智时代坚守与创新的问题。刘永强教授主张建立一种未来语文学，在坚守文本细读这一研究传统的同时，拓展跨区域、跨文化、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建立起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平等对话机制，以自然科学方法赋能人文研究，以人文精神反哺自然科学。
1983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人口普查案”中首次确认信息自决权以来，法院在其后40年间通过一系列判决不断丰富并塑造该权利的内涵。信息技术疾速更新迭代，深刻改变了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与传输方式，也对基本权利保障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以联邦宪法法院涉及信息自决权的重要判例为研究线索，系统梳理法院设定的合宪性标准与审查逻辑。传统以“防御权”为核心的信息自决权，正逐渐融合“沟通权”维度，由侧重限制国家干预的防御性控制模式，向强调个体参与及制度性协商的沟通型权利框架转变。
德意志民族的形成有别于其他民族，其历程伴随着长期的分裂，这使得德意志民族意识构建尤为艰难。从宗教改革时期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萌芽，到拿破仑战争期间德国民族意识的迅速发展，再到当代德国人对于国家的理性认同，德意志民族及其民族意识的发展始终与威胁民族生存的“危机”相伴，无论是“双轨制”与教会引发的危机，还是拿破仑入侵所带来的外部威胁，抑或现代能源危机与移民问题。这些危机事件都极大促进了德意志民族的团结，以及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发展。本文旨在探讨德意志民族意识的形成过程及其发展中的重要历史节点，进而阐明“危机”在这一进程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克尔斯汀·鲁泽的《废旧物的诗学：凯勒作品中无用之物的美学和文化历史维度》以凯勒作品为核心研究对象，兼及其他德语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将文学文本置于文化史语境下，探讨纠缠于“废旧物”中的记忆、价值评判与秩序建构机制如何被转化为现实主义文学的诗学策略，从成长修养、家宅、代际与织物等话语场域展开系统考察，详细阐释了废旧物的叙事潜力和意义生成机制。现代人需要通过物的秩序进行自我建构、导向与稳定，而这种建构又充满偶然性、暴力性和临时性，废旧物凸显的是人的秩序、价值和意义危机。鲁泽的研究不仅拓宽了凯勒研究的视野，也为新物质主义文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照。